www.88807.com领导干部失和导致喜剧加重,叶挺和项

翻遍中共党史和军史,对项英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期间,叶挺突然离队而去,都语焉不详,欲说还休。GSd

www.88807.com 1

www.88807.com 2叶挺项英周恩来 本文摘自《未授衔的元帅叶挺》,施士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俗话说,一山难容两虎。叶挺和项英都是新四军的军政首脑。过去一个是江南红军游击队的负责人;一个是中共两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现在叶挺是新四军军长;项英是副军长。按惯例,在行政上叶挺应该领导项英。可新四军是中共的武装部队,中共有一条原则是“党指挥枪”。项英是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委分会主席,理应对新四军进行领导,也就是说从党的角度看,项英应该领导暂时“在党的组织外”的叶挺。就是这么一层微妙的关系,加之他们的性格、爱好、经历的不同,两位新四军领导人在后来的相处中总是磕磕碰碰,直至叶挺两次出走,四次辞呈,项英也向党中央三请罢官。 叶挺与项英的不同之处不少,明显的是两人的性格不同。叶挺性格刚毅,受不起委屈;项英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相容性较差。但两人关键的不同之处是: 首先他们的战略思想不同。叶挺认为,中央东进北上的战略思想无比正确。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千方百计招兵买马,迅速壮大自己,是富有胆识的战略决策,应该尽快执行。项英却坚持株守皖南,怕新四军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发展,同时他怕“东进北上”后新四军打破了国民党的限制,发展抗日力量,得罪了国民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对国民党、蒋介石加紧迫害新四军的种种阴谋毫无察觉,一再迁就退让。他把许多同志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自筹武器、经费,迅速发展部队的正确做法,说成是破坏统一战线,是“人、枪、款主义”。一个习惯打游击战,打不了就走;一个主张既要坚持游击战,又要注重运动战。一个出身于产业工人,一个出身于正式的军官学校。 其次是组织形式上的不同。叶挺不是党员,更不是党委领导成员,党的重要文件他不能看,党内的重要报告他不能听,有关党的军事重要会议他不能参加;项英是书记,根据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新四军的一切军政大事,基本上由项英说了算。军政大权掌握在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手里。叶挺虽然是新四军的一军之长,但是反而成了项英的副手,处在“客卿”或统战对象的地位。特别严重的是,项英极少向干部战士宣传叶挺,宣传党中央、毛泽东对叶挺的信任和寄予无限的希望,而在组织上又不放在党内的良苦用心。 再次是生活习惯上的不同。叶挺出过国留过洋,在国民党革命军中威名远扬。现在是新四军军长,当然要像个将军的样子,着装仪表,十分注重军容风纪。他即使不穿军装也是西装革履,穿着整洁,打扮仪表堂堂,手拿文明棍,头戴礼帽,出门以马代步,表现得气度不凡;项英在大山中打了几年游击,穿着朴素随便,以艰苦奋斗者的形象自居。他经常和别人说,现在比油山的时候强多了。叶挺兴趣广泛,爱好摄影,有时还喜欢到田里抓几只田鸡亲自炒几个菜改善改善生活,喜欢与国内外各界人士畅谈天下大事。这一切项英都看不惯。 生活习惯本是小事,但由于思想观点上存在的分歧,项英对叶挺这也看不习惯,那也看不顺眼。最终导致格格不入。叶挺在1928年第二次抵达莫斯科受到错误批斗时,没有耐心等待,一气之下不辞而别,离开了党,离开了革命队伍,在党外赋闲10年之久。根据党的法规和革命斗争哲学:脱党、出逃是绝对不容许和不可饶恕的大事。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 叶挺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军事家和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他在皖南一开始就对项英的一些主张不能苟同。项英搞“精兵主义”,“以质代量”。叶挺却千方百计招兵买马,要迅速壮大革命队伍。项英认为:日军占领浙赣路之后,皖南就是一片根据地,主张守株待兔,坚守皖南和向南发展。而叶挺根据中央的批示精神,认为东进北上更有利新四军的发展。项英当然不听叶挺的意见。叶挺对他也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他知道,他越是和项英争论,招来的只是更大的冷漠。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了解了叶挺的处境后,要求项英与叶挺团结一致,共举抗日大业。并要他注意尊重叶挺,在军事上多让叶挺负责,让他实际上担负政委的职责。毛泽东特别指出,与叶挺搞好合作,对于领导好新四军,推进抗日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项英并没有把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放在心上,相反对叶挺更有成见。新四军开始成立时,他只当了个副军长,本来心里就憋着气。他总以为形式上叶挺是个军长,但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我这共产党的最高长官,指挥权应在我手里,应该由我说了算。现在中央真的要把军事权交给叶挺,项英有逆反心理。开始,有些鸡毛蒜皮的事还与叶挺商量商量,走走形式,后来干脆连这种形式也不走了。中央有关军事方面的重要指示,也不及时向他传达,也不和他商量,往往自命不凡,自作主张。对于叶挺提出的一些正确主张,不但没有认真考虑,吸收其精华,反而动辄采取否定态度,令叶挺处境尴尬,心里十分难受,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 叶挺以大局为重,宽宏大量,项英却在有些军事问题上压根儿不与叶挺商量。有时,叶挺不知道的事却以他的名义请示报告,中央还以为叶挺知道这些事情。项英甚至背着叶挺向中央告叶挺的状。例如,1938年4月蒋介石令新四军集中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具有军事战略眼光的叶挺以为此举对我军乘机发展有利,主张可以及早执行。陈毅等领导人也认为可以执行。而项英看不到这一点,前怕狼后怕虎,迟迟下不了决心,最后又主张不执行。对此,项英背着叶挺向毛泽东发了电报,告叶挺的状:“我意由叶挺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因党不出面,以间接方式解决,使问题越弄越棘手,我又不能出面谈判。”项英在此电中排斥叶挺的用意,十分明显。党中央、毛泽东对项英这一行为有所觉察,及时提出了批评,要他“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不要把叶挺当作“党外人士”、“统战对象”。叶挺向毛泽东当面表示过,“全面接受党的领导”,并为便于工作,暂留在党外。这是个权宜之计,形式问题。而项英曲解了中央的意思,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和使用。 在平时的生活中,叶挺的行为与项英确实有不同。他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到部队检查工作时,喜欢以马代步,携带的随行人员也多一些。他还有一个从广东带来为他办伙食的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名菜,邀请项英等军部领导和来访的国外客人以及国民党三战区的长官、参谋以及亲朋好友。项英后来就不和叶挺一起用餐,而是拿着饭碗到军部食堂去吃饭了。叶挺随身携带的一架德国进口的照相机,举凡行军战斗,外出巡访,宾来客往和军民集会等等,他总爱照些纪念照片,或送报刊发表,或存军史资料,正是由于他的这个爱好,先后有几百张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照片留在了人间。 叶挺的这些爱好和交往活动,既是他长期养成的个人习惯,又有利于扩大我新四军的影响,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这应该说是好事。但在项英的眼中,好像什么都看不惯。请客交往是“拉帮结派”;个人开小灶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骑马下连队检查工作是摆官架子;摄影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穿戴整洁是不讲“艰苦奋斗”的作风。总之,项英把一些小事都说成了问题,问题多了就少了共产党的作风,少了共产党作风就不谅解,不与之“同流合污”。 豁达开朗又饱经风霜之苦的叶挺,受到如此的冷遇,那心中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心中对项英的所作所为开始感到不满。但为了顾全大局,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抗日机遇,他努力克制自己心中的不快,甚至用更加努力工作来克制自己的情绪。在加强新四军建设中,他全力以赴,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项英看到叶挺没有多少反应,以为软豆腐好吃,于是变本加厉,甚至连一些重要的军事会议也以军党委的名义召开,弄得叶挺无法参加。作为一个军长,无法履行军长职责,对于一些军事上的重大的方针决策,自己不能决断拍板,反而一切得由副军长项英说了算。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叶挺实在无法工作。但叶挺还是没有与项英公开交锋,他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上级组织上,自己仍然一如既往做力所能及的工作。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过这样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于叶挺军长的困难处境,当时正在新四军军部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略有所闻。她在一篇《中国的战歌》文章中客观地记叙了这一情况:“作为一名坚信统一战线的将领,叶挺受到两方面火力的夹击。一方面,政府要他负责领导新四军,但又拒不满足他增加经费和装备以便应付日本军队日益强大的攻势的要求;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副军长项英,又背着他进行种种活动,使他无法对这支军队行使控制权。”“沉默寡言,深沉不露”的叶挺终于1938年元月上旬,在新四军各支队进军敌后不到3个月的时候,乘前往武汉解决有关部队经费问题的机会,找到中共中央长江局,要求在新四军内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周恩来等人认真听取了叶挺的意见,知道了他十分困难而尴尬的处境,认为他的意见是合理的,必要的,对搞好工作有利,于是迅速将叶挺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汇报:“叶挺来汉,军费增加,情绪很好。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并提出了一个方案:“拟组织即外间知道也不要紧新四军委员会,人选以叶挺、项英、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或张鼎丞7人组织之,项为主席,叶副。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一意见,很快进行了研究,3天后即6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复电长江局:‘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项、叶、张、周、袁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之’。” 组织上的这种安排,应该说是对项英独断专行的一种制约,可项英置若罔闻,对于中共中央要他与叶挺搞好关系的劝告当作耳边风。党权、军权在握的项英仍然我行我素。叶、项关系没有得到改善,叶挺的工作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相反,项英依然抱着傲慢的态度对待叶挺。项英接到毛、张的电报后,也没有开会,也没有对外宣传,新四军委员会形同虚设。 这样一来,叶挺更无法忍受下去了,他反复对一些较知己的战友说:“我是磨盘中的一粒砂子。”叶挺于8月间打了个电报给秦邦宪、周恩来等人,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周恩来等人接到叶挺的电报后,十分不安,经认真研究后,一致认为要予以挽留。8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离开武汉赴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前一天,致电叶挺:“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安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已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促,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新四军工作。”这封电报还同时报送了毛泽东。 此时,项英也离开了新四军军部去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项英行前与叶挺对部队工作作了安排。项英并关照张云逸、袁国平、周子昆、邓子恢与李一氓、赖传珠等人多支持叶挺的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说服下,叶挺在新四军留了一段时间,叶挺一个人留在军部主持军务,情况比以前好些。但仍然没有打消离开新四军的念头。因此,于9月30日,他去电延安转项英,“我军在战局激变中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且部队整训实属繁重,原非我独立所能处理。”“你离部之期已远逾去时之约,望即从速南归。”催促他速回新四军。并说:“我拟下月初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观察各方情形。你何日回,盼即告之。” 项英接到叶挺的电报,觉察出叶挺不安的情绪,预计叶挺要离开军部,于是向党中央请假提前返回军部。项英从延安回到新四军后,虽然找了叶挺,也传达了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有关精神,但依然态度冷淡,没有认真检查自己排挤叶挺的错误,当叶挺提起要回广东抗日时,项英不仅没有诚意挽留叶挺,相反大为赞成叶挺离开皖南。正如当时的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所说:“我隐隐约约地感到项英有个时期也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因此,叶挺要离开新四军的态度更为坚决。对叶挺的出走,项英似有如释重负之感。项英一面电告中共中央军委转周恩来:“叶之辞职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新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恩来与蒋介石解决继任人。以后新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才是根本之办法”,一面将数百支枪运往广东韶关,还答应选派一些广东籍的军事政治干部给叶挺,以便让叶挺安心于广东抗日。 事已至此,叶挺再也没有回头之意。加之叶挺当时闻讯,日本侵略军在家乡广东惠阳县大亚湾登陆,乡亲们在日寇的铁蹄下惨遭蹂躏;他悲愤交织,恨不得立即返回家乡带领广东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叶挺离开了军部,南下华南。这是叶挺第二次提出辞职新四军军长职务,第一次出走军部。他此行不是逃避抗日,而是寻找更有利抗日的机会和出路。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经过多方考证,查找资料。终于还原了一段被党史、军史“遗漏”的历史。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1938年7月,新四军军部移驻云岭不久,项英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去延安参加将于9月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主要是分析抗战形势,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党在抗战中的领导责任,以争取抗战的胜利;同时,还将研究召开党的"七大"的问题。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项英深感六中全会的重要,他将中央的通知告诉叶挺军长,对此,叶挺当时也表示赞成。随后,他俩对当时敌情作了分析研究,对部队工作作了安排。项英请叶挺多操劳,还关照张云逸、袁国平、周子昆、邓子恢以及李一氓、赖传珠等对叶军长多给予协助,接着召集东南分局、军分会和新四军委员会会议,对工作作出安排,然后于28日离开云岭,经南昌、武汉转赴延安。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皖南去武汉的水路已经不通,只好经上饶乘火车绕道转赴武汉。项英到武汉后,由于郑州已经失陷,去西安的火车不通,便和长江局领导成员王明、博古一起,从武汉乘汽车去西安转赴延安。在从武汉到西安的路上,到处充满着战争的气氛,敌机的轰炸扫射不断,防空警报不时响起,加上从前线逃出来的难民,正在转运中的伤兵,因而许多地区显得秩序混乱,人们精神紧张,心情忧郁。项英在沿途的所见所闻,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必须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为受苦受难的人民报仇雪恨。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项英到达延安后,除参加9月14日至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将由毛泽东代表政治局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文稿,以及六届六中全会所要研究和确定的重要问题方案外,他抓紧时间,向党中央领导人洛甫、毛泽东汇报情况,听取他们的指示。项英在和周恩来交谈时,还谈及加强宣传、文化阵地的设想和安排,并请他为即将创刊的《抗敌报》题写报头。周恩来欣然答应。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当项英参加9月29日开幕的六届六中全会才一两天,忽接到叶挺于9月30日发出"汉口转项"的电报,讲道:"我军在战局激变中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且部队整训实属繁重,原非我独力所能处理";"你离部之期已远逾去时之约,恳即从速南归";"我拟于下月初赴顾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湘赣视察各方情形。你何日回,盼即告之。"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各位请注意了!——所有的党史、军史和《新四军征战纪实》、《新四军》、《项英传》等,都没往下深究原因。而是轻描淡写几句。更多的是指责项英“提前离开新四军军部,先到武汉述职,再赴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有的甚至夸大叶、项矛盾。这都不是事实。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其实,当年8、9月份,新四军第一、二、四支队正在苏南、苏皖边、皖中等地胜利展开,三支队在皖南的南陵一线开始进入抗战阵地,没有出现重大的情况,所谓"战局激变"和"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项英不好理解。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原来,在项英离开军部去延安开会时,新四军军部发生了一件大事!——原红军师政委叶道志等六人“叛逃”,被叶挺抓回,执行枪决!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项英赶赴延安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项离开新四军一切工作暂由叶挺全权负责。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项英到延安开会前脚走,后脚引起不少从延安派到新四军工作同志的思念情结。二支队四团副团长、军部特务营营长叶道志、军部训练队队长陈康和特务营教员徐长胜等六人凌晨一点多准备悄悄离开土塘去延安。这六人约好以看地形为名骗过传令兵,携带五支枪,离开土塘,然后想追上项英一同返回延安。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谁知他们这种属于擅离职守的行为被叶道志的警卫员发觉了,很快报告了叶挺。叶军长十分生气,即派作战科长李志高带人追捕,抓回了叶道志等四人,徐长胜中途被打死,陈康和另一人逃脱。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他们六人都是一道从延安分配到新四军工作的。党中央为加强新四军领导,陆续从延安调来大量的干部到军部工作,而这些同志当时在八路军机关和部队里,大多数也都是师、团、营、连级干部,必然挤掉很多当年在南方打游击的原红军干部职位,他们对军部这种安排很不高兴,不好说叶和项,而是说中央这种安排不对,就是不信任我们,长征前我们被抛弃了,现在我们又成了多余的人。许多游击老战士只要聚在一起,就会说延安干部怪话,经常发牢骚。胆子大的,趁着酒性直接找项副军长论理,说好位子都让他们霸占了,延安不相信我们,你当政委的难道也不相信我们的?难道就不能替我们说说话?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延安同志也有苦恼,同样也是牢骚满腹。红军游击队干部和战士相聚一起说事,说着说着,双方就会吵起来。延安同志对南方游击战士理论时总是这样说:我们在延安,谁不是师团营连级?到了这里降了一、两级任职,有的还降了三级,我们心里好受吗?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被叶军长枪毙的那几人就是因为不满新四军安排,这才老想着要回延安的。叶道志在延安部队曾任师长,师政委。他是从延安抗大学习时被才选调来的,想不到在新四军仅当副团,实质仅为营长,降了几级。他们心里能气顺吗?而且当时人多,人与人之间相互不熟,军部机关又老是移动,驻无定所,生活条件自然要比延安差多了,尤其不准沾女人边。老实说,心里的气也是很多的。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叶挺把叶道志等四人抓获,以逃兵行为即关押起来,先并没有枪毙。这说明,叶军长处理这件事还是比较慎重的。按说军队里出现这种情况,不论性质如何都属于逃兵。战争年代对逃兵的惩罚,大多数就地枪决,不论你有多少理由,而且任何人都有这个权利。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军部经过几次讨论,最后还是决定以叛逃罪名,将叶道志等人在云岭东山枪毙了。谁也没想到,这件治饬军纪事件发生,却在军部影响很大。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许多人支持叶挺这种做法,而有些人私下则反对,说叶挺想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搞旧军阀“杀将立威”那一套。叶道志他们不就是想回延安吗?人家又不是叛变投敌?叶道志从延安调新四军前,曾任红四方面军某师政委,不是个小官,怎么说杀就杀呢?至少也要上报中央,再由中央定夺吧!退一步说,至少也要等项政委回来枪毙也不迟吧。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而叶挺呢?也有烦恼。叶挺趁项英离开皖南去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机,在军部主持工作期间,于八月六日向党中央提出:他想趁日军攻武汉,形势吃紧之机组织野战司令部、政治部和张云逸参谋长率部出战前方,叫张率部队进入南京附近一带,他带一支部队到苏南活动,扩大新四军地盘,但党中央没有同意。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留在军部坐冷板凳,前方又去不成。叶挺一气之下向中共长江局提出辞职要求。长江局马上电告周恩来。周恩来收到叶挺的电报,于8月28日同王明、博古一起回电,坚决挽留叶挺。电报中说到:“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已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叶挺心情很乱,这次他没有听周恩来的。叶挺没有等到中共中央的六届六中全会结束,甚至不等会议开始,叶挺也向顾祝同请假,到湖南、江西去考察。不久,叶挺在教导营一个班的护送下,离开新四军军部。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陈康等俩人跑回延安,也没受处分。陈康即被重新安排回原部队任团长(陈康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于中将)。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项英在延安听到陈康细说事件前因后果,自然狠狠地批评了陈康一顿,后来又得知叶道志等人被杀。项英从电报中,觉察出叶挺的情绪。心里很惶恐,害怕他不在军部时,叶说不定还会作出更大的动作。项英立即向党中央请假回皖南,得到中央同意后,项英迅即起程。他一路风尘仆仆,于10月22日下午赶回云岭。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这段历史长期被人“遗漏”。有些人不加深究,把叶挺离队的原因,归究于叶、项不和。这是非常不尊重事实的。GSd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资料图:叶挺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虽经党中央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多次调解,仍然没有完全解决。

后来皖南事变悲剧的酿成,与新四军最高领导层的失和不无关系。

项英一见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

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

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叶挺、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他们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

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挺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与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

www.88807.com 3

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

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

叶挺的处境是困难的,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

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

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

www.88807.com 4

资料图:项英

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

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项英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从中央李立三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愤然脱党出走,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反映。

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

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

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

毛泽东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

周恩来亲赴皖南调解,项、叶矛盾缓和

叶挺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内,职权行使难免受到一些限制。

作为党在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项英无视党中央的重托,始终以关门主义的态度对待叶挺,与叶挺的关系搞得非常僵,加之叶挺无法出席某些会议和看不到党中央的指示电报,在工作时心情不愉快,甚至产生了想摆脱项英离开新四军的想法。

1938年6月初,叶挺为继续解决新四军的经费问题,来到武汉。他向驻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汇报工作,倾诉了自己虽是军长却又有职无权的苦衷,并建议成立一个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以解决这一问题。

对于叶挺的困难处境,周恩来和叶剑英很同情,也很理解他的心情。他们当天便向延安发了一个电报,请求中央批准叶挺的建议。

党中央很重视叶挺的意见,很快作了批复,回电表示“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任,叶为副”。但由于项英对此抱有抵触情绪,新四军委员会虽然成立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

叶挺依然没有发言权。自尊心很强的叶挺感到难于忍受,遂致电长江局,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8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复电表示挽留:“项英赴延安开会,新四军工作请你实际负责。待会议结束后,我们拟去一人帮助检查整理新四军工作。”

9月,项英去武汉述职,随后又由武汉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叶挺遂离军出走,回到广东老家。

在粤期间,叶挺接受执掌广东大权的余汉谋的邀请,准备出任东江游击司令。但对于这一任命,中央认为不妥。中央认为,华中的战略地位比华南更重要,若叶挺不回新四军,势必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从而影响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

中央通过在粤的廖承志,将这个指示传达给了叶挺。叶挺的出走,在国民党方面也引起很大的反响。12月,在西安开会的蒋介石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时说:“是你们共产党排挤、打击叶挺,逼他出走与辞职。

这样一位优秀人才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能与你们合作。”国民党当局扬言,将对新四军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另派更难相处的军长;二是改新四军为游击队,减少军款2万。

在这种情况下,刚参加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接替王明出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一回到重庆,便发电报请叶挺返渝。鉴于此,叶挺只好回到了重庆。

周恩来把党中央希望叶挺留在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意见,再次面告叶挺。叶挺表示,愿意顾全大局,但仍有与项英难以相处的种种顾虑,不愿再回皖南。

他问周恩来,可不可以让他到八路军去直接带兵打仗,如可以,不论到哪个师,担任何种职务,他都愿意。

周恩来紧握叶挺的手,内疚地说:“我代表毛泽东同志向你赔礼道歉。项英给你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真对不起你。”针对叶挺想去八路军的想法,周恩来明确指出,华中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而且经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职务,不好随意变动。

同时告诉叶挺,经过他的建议,党中央同意新四军委员会改由叶挺任正职,项英为副职。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项英实际为政委。并在全军再次进行教育,确立叶挺的军长权力。

对项英在新四军发展方针和内部团结方面所犯错误,党中央很重视,正在设法纠正。

鉴于项英在六中全会上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态度暧昧,中央对他在会后能否在新四军中贯彻执行会议精神很是担心,故授权周恩来在适当的时候到皖南去一趟,就新四军贯彻六中全会的决议和解决叶、项矛盾等问题,给予指导和推动。

1939年2月,周恩来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为了保证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战略方针在新四军中真正得到贯彻,他在军部进行了许多重要活动。

由于项英对于党中央早在1938年5月便已决定的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始终抱着将信将疑、既执行又打折扣的错误态度,而是总想实施他自己的向南发展的想法,因此周恩来此行还负有重申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纠正项英在这方面错误的重要责任。

为调解叶、项关系,周恩来向新四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重要意义,就由来已久的叶、项关系问题批评了项英。周恩来专门指出:“中央认为叶挺作为党外人士是暂时的,这对国共合作更为有利,如果不是考虑这一点,他的党籍问题很容易解决的。”周恩来要求项英主动地采取团结叶挺的具体行动,并严肃指出:团结叶挺是新四军内部团结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件大事,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犯错误。

对于周恩来这些富于原则性与情感的耐心劝导、批评,项英表示愿意接受。他在周恩来主持的军部领导人会议上,作了洋洋万言的自我批评,主动提出将军事指挥权、军事干部的安排权交给叶挺。

高敬亭事件后,党中央极力挽留已提出辞职的叶挺

正当叶、项关系开始缓和时,高敬亭事件发生了。

高敬亭是原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军长。红二十五军长征后, 他临危受命,独立领导红军游击队千余人在湖北与河南、安徽边境坚持了极为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了队伍。

新四军组建时,红二十八军改编为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高敬亭对敌斗争坚决,作战指挥上有自己的一套,但在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下,养成了谨慎从事和顾虑多疑的性格。新四军实施东进政策之后,高敬亭一直舍不得离开大别山,担心东进后被国民党军队吃掉。

叶挺对此很生气:“高敬亭目无中央,蔑视军部,骚扰友军,太不像话了。”叶挺在新四军委员会上提出,自己准备亲往江北解决四支队的问题,如果高敬亭仍然抗命不从,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叶挺的意见,他提醒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

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毛泽东批准,不能擅自作主。”

叶挺来到庐江县东汤池,主持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限四支队7天之内开赴皖东指定地区。见军长发火了,高敬亭不得不有所行动。翌日,高敬亭带着四支队七团、九团和手枪团开拔。

两天后,叶挺接到高敬亭急报,说四支队发生了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富率团投奔桂军李品仙的事变。叶挺立刻飞马赶往出事地点,与邓子恢主持四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高敬亭因病缺席。本来会议的主题是进行反杨、曹斗争,但很快大家就联系到了高敬亭的责任问题。

对于高敬亭许多人很有意见,只不过平日不敢说,现在见叶挺军长来了,纷纷揭发他。叶挺疾恶如仇,但做事欠思考,容易为表象所迷惑。他对高敬亭的“罪行”深信不疑,同时致电延安毛泽东和重庆蒋介石,要求严惩高敬亭。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批转叶挺:“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叶挺收到蒋介石的批复后,在没有得到延安毛泽东回电的情况下,仓促地将高敬亭处决。

叶挺回到军部,项英责备道:“希夷,你怎么这样不冷静,冤杀高敬亭,上蒋介石的当了。你看,他高兴得要向你发奖章了。”此时,叶挺才得知中共中央有教育挽救高敬亭的指示,感到自己太鲁莽了,但为时已晚。

高敬亭事件后,一度趋于好转的叶、项关系又出现阴云。项英认为叶挺太单纯,好冲动,容易上当,新四军的大事还是自己掌舵,于是又大权独揽。叶挺也感到放不开手脚,又生去意。两人的关系再度跌入低谷。

针对着日军是一支高度现代化军队的状况,叶挺提倡加强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克服游击习气,以提高战斗力。但项英对叶挺这个主张不以为然,担心叶挺反游击习气,会把我军应该永远保持的“优良传统”也一起反掉了。

叶挺认为这完全是糊涂观念,因而非常生气。叶挺年初去江北,离开项英,相对独立地执行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干得比较顺心,解决了江北部队的东进问题。但当他回到云岭汇报工作时,项英却表示并不完全满意。

1939年8月,叶挺再赴重庆,就全军经费和新四军江北部队扩充后的编制问题向蒋介石进行交涉。叶挺这次出行,内心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再次要求辞职,离开项英。

辞职的原因:在外部是由于国民党五中全会以后执行防共、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断地制造进攻、限制新四军的摩擦事件,国共关系愈来愈紧张,他在两党两军间调解的作用愈来愈小;在内部则是他和项英的关系。高敬亭事件后,项英对叶挺的不信任加剧,使他觉得当这个军长,实际上徒有虚名。

10月初,叶挺经桂林飞赴重庆。11月,叶挺应召去见蒋介石,提出辞呈。以前叶挺要求辞职,蒋介石都是讳莫如深,但这次却一反常态,爽快地答应了,还假惺惺地向他征询新的军长人选。

叶挺说最好是叶剑英。蒋介石很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叶挺辞职后,蒋介石借机大作文章。他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扬言要另派新人当新四军军长。

毛泽东得知叶挺辞职后,当即致电周恩来,指示他立即找叶挺做工作,彻底解决新四军的领导问题,要叶挺主动收回辞呈,打消蒋介石重新委派军长的企图。

1940年5月,从苏联疗伤刚刚归来的周恩来和叶剑英一起,找到了已返渝的叶挺。周恩来向叶挺指出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利用叶挺要求离职这个机会,另派一个所谓“能够完成他的希望”的人担任新四军军长,借以达到既可从政治上打击共产党,又可为以后进攻新四军作准备的罪恶目的。

他们希望叶挺能从他的去职会给新四军和抗战前途带来什么后果和影响去考虑问题,不计个人处境困难和委屈,与新四军同呼吸共命运,坚持抗战到底。叶挺听后很感动,爽快地答应了。

征得中央同意后,周恩来致电项英,要他派一名高级干部来重庆接叶挺,并与南方局讨论彻底解决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和实际职权的问题。对这个电报,项英比较重视,立即指定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执行这个任务,并立即启程赶往重庆。

袁国平抵渝后,周恩来对他作了大量的工作,指出:党中央从组建新四军开始,便要求项英处理好与叶挺的工作关系。但项英做得很不好,以致弄得叶挺感到呆不下去了,再三要求辞职。

党中央要求项英必须立即改正对待叶挺的错误态度,尊重他的军事首长的地位和职权,避免再发生叶挺出走的事。周恩来还告诉袁国平,如果项英以后继续坚持不改,可以在团级以上干部的范围内,批评他的“左”倾右倾错误。

右倾就是害怕国民党,不敢斗争;“左”倾就是排外,关门主义,不团结叶挺。但周恩来这个指示在实际中很难贯彻。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袁国平一个政治部主任怎么能随便批评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

7月底,叶挺回到了皖南。这次叶挺回来之后,项英主动向叶挺表示友好,工作上尽量做到多和叶挺商量,生活上也有所关照,隔三差五还到叶挺那里,和他一起吃顿小灶,有时饭后还要下几盘象棋。

叶挺为了顾全大局,也做出了友好的姿态。经过一番思考,叶挺给自己定下了行动准则:凡属自己职权范围的事情,应该做而又能够做的,一定要努力做好;凡属叶、项两人职权范围的事情,自己应该做,但项英不采纳他的意见,或不愿让他多参与的,那就满足项英“大主意由我来拿”的欲望,让他去决定。

项英为了执行中共中央有关尊重叶挺地位、职权的指示和表示自己的坦诚,所有电文都送叶挺过目,由两人联合签署,并将自己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告诉了叶挺。对于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指导思想,项英一开始并不积极,犹豫不决。出于对军部安全的殷切关怀,中共中央屡次致电项英,提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

刘少奇、陈毅、粟裕等同志也纷纷给项英发电报、写信,劝他早下决心,争取主动,尽快把军部迁往江北或苏南。但项英由于长期从事游击战争,害怕东进、北上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与发展,仍然下不了移动决心。他给中央发了不少很长的电报,还是强调移动有困难,有危险。

叶挺认为,中共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军部转移的要求,及时而重要,应当坚决执行,不应从中作梗。

他向项英明确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意图,拥护党中央的指示。但叶挺也清楚,自己一个党外人士的意见又能算得了什么?他抱定这样的态度:自己有意见要说明白,项英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他有决定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皖南事变前后的叶、项仍是分歧不断

1940年10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布置了“围剿”新四军的方案。国民党方面以7个师8倍于新四军的兵力,在贵池、宁国、泾县、郎溪等地,布成袋形包围圈,企图歼灭新四军。

但项英还没有下定决心按时北移和在北移中打破顽军围攻,他的思想还在撤和不撤两者之间打圈圈。叶挺处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况下,心情极其难过,把自己的处境比作“好像是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砂子,很不好过”。

1940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给叶、项指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11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

11月30日,毛泽东做了如下分析:“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1940年12月,皖南的形势日趋严峻,项英急电中共中央:“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

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

毛泽东代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等人,严厉批评道:“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这个批评深深震动了项英。

叶挺作为军长,在新四军收到中共中央严历批评后,感到惭愧,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坚决请辞。项英极力劝解,没有把叶挺辞职的电报发出去。

随后,项英开会传达中共中央电报。电报念完后,项英心情沉重地说:“大家再议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叶挺严历地指出:“什么时候了,还要讨论行动方针?现在需要的不是讨论,而是决定走哪条路线。”项英也感到自己说得不妥:“就按军长说的,挑选决定一条路线。”参谋长周子昆提出三条路线供选择。在确定突围路线上,叶、项再次出现严重分歧,会议不欢而散。

听到项英死讯后,叶挺称“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

最终的突围路线是按照项英提出的方案走的。由于转移时间和转移路线都是在受到党中央批评之后临时决定的,因而全军的序列编组和政治动员也都显得很乱。

这时我皖南部队共有9000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开进。新四军前进到茂林地区时,已经进入国民党顽军袋形包围圈之内。

叶挺主张付出一些代价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顽军防线,项英一直犹豫不决,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领导层为讨论是否攻打星潭的会议一直从下午3时开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得不出结论,使新四军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

这就是皖南事变中令人惊诧的“七小时紧急会议”。叶挺终于忍无可忍,气愤地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仗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的。

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最终,项英没有同意叶挺攻打星潭的主张,决定部队重新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使得已经取得一线转机的新四军陷入绝境。

1941年1月9日,阴雨绵绵。军部到达高坦后,项英与袁国平、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等人听着茂林方向传来密集枪声,感到形势不妙。这时军部参谋叶超建议军首长在一起再研究一下行动方案。

周子昆即让他去请叶挺军长。叶超来到百米之外的徐家祠堂,向正在里边烤火的叶挺汇报了情况。还没等叶超说完项英正在等他去商议,叶挺就说:“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只有坚决打出去!”见此情况,叶超不敢回去,就蹲下一起烤火。

这时,项英一行久等不见叶挺,也不见叶超,在雨中听到密集的枪声,错误地以为敌人很快就会逼近,便与一行人爬上北面的山坡。叶超在叶挺那里烤了一会火,对叶挺说到外面看看情况,去回复项英等人。

本文由澳门新葡亰网站注册发布于www.88807.com,转载请注明出处:www.88807.com领导干部失和导致喜剧加重,叶挺和项

TAG标签:
Ctrl+D 将本页面保存为书签,全面了解最新资讯,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