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汉奸周作人,周作人汉奸案受审始末

的二弟周作人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家。抗战期间变节投敌,成为著名的文化 。那么,这样一个文化扛鼎人物,为什么会当 暱?其中有何隐情? 周作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多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部分南迁大后方。多数教职员随校离平,周作人以「系累太多」留在北平,拟以「卖文为生」。北大校长蒋梦麟委任他留守北大,保管校产及图书,由校方每月寄生活津贴费五十元。 9月26日,周作人在给《宇宙风》主编陶亢德覆信中谈到他当时的情形:「现只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请勿视留平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各位关心我们的人。」表达了他自甘清贫,不为五斗米而向日军低头的决心。 1937年12月,北平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周作人的浙江同乡汤尔和出任伪教育部总长。他竭力拉拢周作人出山,但为周所拒绝。为了维持全家「生活似颇窘」的困局,周作人一面翻译希腊神话,「每月交二万字,给费二百」;又执教于私立燕京大学,月薪一百元。 1938年4月9日,日本方面在北平召开「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周作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发表了亲日的讲话。消息传出,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立即通电全国文化界,指出:「周作人、钱稻荪及其他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 ,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藉示精神制裁。」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适、丁玲、夏衍等十八位作家也在《抗战文艺》上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指出:「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俱在,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的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我们觉得先生此种行为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来对中华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希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向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其八道湾家中,被一个戴了口罩,戴了帽子,自称是天津中日学院的青年学生开了一枪,子弹为上衣纽扣所阻,皮肤擦伤,未中要害,但其车伕为救主而亡。周作人大为惊慌,「虽然没有被损害著,警察局却派了三名侦缉队员来住家里,外出也总跟着一个人,所以连出门的自由也没有了」。周作人后来承认,刺杀事件成为他落水的一个重要原因。 刺杀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爱国学生恨周作人落水,对其采取的警告手段;另就是日本人见其时时不肯加入而进行的威胁行动。十多天后,周作人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1939年8月,周出任伪北大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9月3日,参加东亚文化协会文学部会议,成为「东亚文化协会」成员;1941年1月,周作人升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伪教育总署督办,并以督办身份出访日本;1942年4月,出任伪北平图书馆馆长。5月,为庆祝伪「满洲帝国」十周年纪念,随同汪精卫赴满访问,在新京同汪精卫拜会伪满洲国傀儡政府主席溥仪。同月,前往南京,参加汪精卫六十大寿的庆祝活动。9月,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周作人任评议会主席。总之,他的头上顶了一系列文化汉奸的帽子。 在敌伪期间,周作人写下了不少美化汉奸政权和侵略者,宣传「东亚共荣」的文章。他在1941年5月为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编的《日本的孔子圣朝》一书写序时说:「中国为孔子故乡,其道当可重光。日本神国而能容孔子道德之教,庙貌俨然,则其影响亦颇深远。窃希望以此因缘,东亚得以保存其思想上之健全性,维持人道与和平,此盖不独为孔子之光而已。」周作人还曾在日华协会成立会上发表谈话,称「此次成立日华协会必能予两国亲善提携有所贡献」;「日华协会自将本诸大东亚宣言之旨趣,促进两国文化交流」。1941年7月17日,周作人在北平伪中央广播电台以《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之关系》为题作了演讲,鼓吹「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华北反共最重要的工作」,为汪伪政权开展「治安强化运动」大唱赞歌。 日本侵略者称赞周作人:「近常来日,努力于日华文化之沟通,实可称日华文化上不可缺少之大关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国民政府开展了「肃奸运动」,军统局奉命逮捕汉奸。12月5日,在军统局长戴笠的部署下,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汪时璟家中,用宴客方式将华北特任级汉奸予以逮捕,并即刻解往炮局监狱,周作人亦在此列。抗日战争结束后,周作人被带进法庭 1946年5月26日,周作人被押解到南京。6月17日,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官以汉奸罪对周作人提起公诉。11月16日,高等法院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权十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判决书在认定周作人犯罪事实和判决理由后指出:「被告在各大学执教历有年所,我国人受其熏陶者不知凡几;又有相当学识,过去著作不少,我国人对其景慕者亦不知凡几。居领导民众之地位,负最高学府教育之重任,宜如何抱大无畏之精神,坚持到底,保全名节,以扶民族之正气。乃竟意志薄弱,一经遇刺,即变节附逆,腆颜事敌,只图个人偷生苟安,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能不负刑事上之责任。」 周作人在受审和亲笔所具的自白书中,对历任本兼各伪职皆供承不讳,但对法官的起诉和法院的判决很不服气,除一再上书法院为自己辩解,希望法院「赐明鉴,宣布无罪」外,还搜集有利于他的证据,以达到免刑或减刑的目的。 周作人在法庭上和辩诉状中为自己的辩解说,自己在伪职期间因违抗敌寇政策,险遭敌宪兵队逮捕;虽在伪组织服务,但自始至终洁身自好,迹无贪污,行无恶据,亦无反抗本国之图谋,合于蒋介石对伪职人员「只问行为,不问职守」的「明训」;自己在伪职期间的所作所为,要么有利于抗战,要么是不得已而为之。故不承认有汉奸罪。 此间,有北大校长 胡适、蒋梦麟等一批名人替周作人说话,或证明他是奉前北大蒋校长之命共同留平,保管校产的;或说明他在伪职期间保全了北大等校的图书仪器,使北大文化机关各种设备有增无减;说他曾发表论文论中国的中心思想问题,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言论,以至被日本一个军国主义文人斥为「特殊之文学敌人」、「反动老作家」;或称他曾营救和掩护过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及教育工作人员许多人,等等。 周作人在高等法院判决后,向最高法院递呈申请状,表示「并未负原判决所谓『抱大无畏之精神,坚持到底,保全名节,以扶民族之正气』之深期厚望。虽任伪职,并无罪行,既非通谋敌国,亦未反抗本国,在法律上自不应负汉奸罪责。即退一万步言,原判对所举有利抗战之事实,即予采信,适用减刑之规定,而对于六十三岁投老残年之被告,减处徒刑十四年,似与无期徒刑无可差异,量刑未免过重,画饼岂能充饥」,故对法院判决实难甘服。 最高法院受理了周作人汉奸案,认定周作人应负汉奸罪责自无疑义。法庭对周作人为自己辩解的种种理由一一进行了反驳,调查证明,周作人在伪职任内聘用日本人为教授,改编我国教科书,推行奴化教育等均有充分表现,有言论、有行动可证。而对于周作人所著之《中国的思想问题》,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叛国的罪责。法庭认为原审以被告在伪职期内保存校产、图书及营救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经多方证明属实,已作了减轻判处,与《处理汉奸条例》有关规定相当,并无不合。 只是被告虽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恶行。所以最高法院于1947年12月19日对周作人汉奸一案进行了复判,改判其有期徒刑十年。 周作人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一直到1949年1月才被保释出来,回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给他改造自新的机会。他一直住在北京八道湾老家,译书著文为生。1967年5月7日去世。

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家。抗战期间变节投敌,成为著名的文化汉奸。那么,这样一个文化扛鼎人物,为什么会当汉奸昵?其中有何隐情? 周作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多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部分南迁大后方。多数教职员随校离平,周作人以系累太多留在北平,拟以卖文为生。北大校长蒋梦麟委任他留守北大,保管校产及图书,由校方每月寄生活津贴费五十元。 9月26日,周作人在给《宇宙风》主编陶亢德复信中谈到他当时的情形:现只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请勿视留平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各位关心我们的人。表达了他自甘清贫,不为五斗米而向日军低头的决心。 1937年12月,北平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周作人的浙江同乡汤尔和出任伪教育部总长。他竭力拉拢周作人出山,但为周所拒绝。为了维持全家生活似颇窘的困局,周作人一面翻译希腊神话,每月交二万字,给费二百;又执教於私立燕京大学,月薪一百元。 1938年4月9日,日本方面在北平召开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不知出於何种目的,周作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发表了亲日的讲话。消息传出,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立即通电全国文化界,指出:周作人、钱稻荪及其他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藉示精神制裁。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适、丁玲、夏衍等十八位作家也在《抗战文艺》上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指出: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俱在,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的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我们觉得先生此种行为或非出於偶然,先生年来对中华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希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向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其八道湾家中,被一个戴了口罩,戴了帽子,自称是天津中日学院的青年学生开了一枪,子弹为上衣纽扣所阻,皮肤擦伤,未中要害,但其车夫为救主而亡。周作人大为惊慌,虽然没有被损害着,警察局却派了三名侦缉队员来住家里,外出也总跟着一个人,所以连出门的自由也没有了。周作人后来承认,刺杀事件成为他落水的一个重要原因。 刺杀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爱国学生恨周作人落水,对其采取的警告手段;另就是日本人见其时时不肯加入而进行的威胁行动。十多天后,周作人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1939年8月,周出任伪北大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9月3日,参加东亚文化协会文学部会议,成为东亚文化协会成员;1941年1月,周作人升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伪教育总署督办,并以督办身份出访日本;1942年4月,出任伪北平图书馆馆长。5月,为庆祝伪满洲帝国十周年纪念,随同汪精卫赴满访问,在新京同汪精卫拜会伪满洲国傀儡政府主席溥仪。同月,前往南京,参加汪精卫六十大寿的庆祝活动。9月,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周作人任评议会主席。总之,他的头上顶了一系列文化汉奸的帽子。 在敌伪期间,周作人写下了不少美化汉奸政权和侵略者,宣传东亚共荣的文章。他在1941年5月为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编的《日本的孔子圣朝》一书写序时说:中国为孔子故乡,其道当可重光。日本神国而能容孔子道德之教,庙貌俨然,则其影响亦颇深远。窃希望以此因缘,东亚得以保存其思想上之健全性,维持人道与和平,此盖不独为孔子之光而已。周作人还曾在日华协会成立会上发表谈话,称此次成立日华协会必能予两国亲善提携有所贡献;日华协会自将本诸大东亚宣言之旨趣,促进两国文化交流。1941年7月17日,周作人在北平伪中央广播电台以《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之关系》为题作了演讲,鼓吹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华北反共最重要的工作,为汪伪政权开展治安强化运动大唱赞歌。 日本侵略者称赞周作人:近常来日,努力於日华文化之沟通,实可称日华文化上不可缺少之大关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国民政府开展了肃奸运动,军统局奉命逮捕汉奸。12月5日,在军统局长戴笠的部署下,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汪时璟家中,用宴客方式将华北特任级汉奸予以逮捕,并即刻解往炮局监狱,周作人亦在此列。抗日战争结束后,周作人被带进法庭 1946年5月26日,周作人被押解到南京。6月17日,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官以汉奸罪对周作人提起公诉。11月16日,高等法院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权十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判决书在认定周作人犯罪事实和判决理由后指出:被告在各大学执教历有年所,我国人受其熏陶者不知凡几;又有相当学识,过去着作不少,我国人对其景慕者亦不知凡几。居领导民众之地位,负最高学府教育之重任,宜如何抱大无畏之精神,坚持到底,保全名节,以扶民族之正气。乃竟意志薄弱,一经遇刺,即变节附逆,覥颜事敌,只图个人偷生苟安,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能不负刑事上之责任。 周作人在受审和亲笔所具的自白书中,对历任本兼各伪职皆供承不讳,但对法官的起诉和法院的判决很不服气,除一再上书法院为自己辩解,希望法院赐明鉴,宣布无罪外,还搜集有利於他的证据,以达到免刑或减刑的目的。 周作人在法庭上和辩诉状中为自己的辩解说,自己在伪职期间因违抗敌寇政策,险遭敌宪兵队逮捕;虽在伪组织服务,但自始至终洁身自好,迹无贪污,行无恶据,亦无反抗本国之图谋,合於蒋介石对伪职人员只问行为,不问职守的明训;自己在伪职期间的所作所为,要麽有利於抗战,要麽是不得已而为之。故不承认有汉奸罪。 此间,有北大校长胡适、蒋梦麟等一批名人替周作人说话,或证明他是奉前北大蒋校长之命共同留平,保管校产的;或说明他在伪职期间保全了北大等校的图书仪器,使北大文化机关各种设备有增无减;说他曾发表论文论中国的中心思想问题,是有利於中华民族的言论,以至被日本一个军国主义文人斥为特殊之文学敌人、反动老作家;或称他曾营救和掩护过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及教育工作人员许多人,等等。 周作人在高等法院判决后,向最高法院递呈申请状,表示并未负原判决所谓‘抱大无畏之精神,坚持到底,保全名节,以扶民族之正气’之深期厚望。虽任伪职,并无罪行,既非通谋敌国,亦未反抗本国,在法律上自不应负汉奸罪责。即退一万步言,原判对所举有利抗战之事实,即予采信,适用减刑之规定,而对於六十三岁投老残年之被告,减处徒刑十四年,似与无期徒刑无可差异,量刑未免过重,画饼岂能充饥,故对法院判决实难甘服。 最高法院受理了周作人汉奸案,认定周作人应负汉奸罪责自无疑义。法庭对周作人为自己辩解的种种理由一一进行了反驳,调查证明,周作人在伪职任内聘用日本人为教授,改编我国教科书,推行奴化教育等均有充分表现,有言论、有行动可证。而对於周作人所着之《中国的思想问题》,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叛国的罪责。法庭认为原审以被告在伪职期内保存校产、图书及营救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经多方证明属实,已作了减轻判处,与《处理汉奸条例》有关规定相当,并无不合。 只是被告虽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於文化方面,究无重大恶行。所以最高法院於1947年12月19日对周作人汉奸一案进行了复判,改判其有期徒刑十年。 周作人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一直到1949年1月才被保释出来,回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给他改造自新的机会。他一直住在北京八道湾老家,译书着文为生。1967年5月7日去世。

沈兼士为周作人向首都高等法院出具证明,表明周作人在伪政府任职期内,曾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之实绩;周作人系从事新文化运动有功之人,其参加伪组织并非出于真实心愿,13位著名大学教授、文坛名宿签名呈请从宽。

1946年11月16日晨,一辆警车在南京大街上呼啸而过,戛然停在南京朝天宫国民党政府设立的首都高等法院前。几名法警从车内押出一位身着西装、神色憔悴的囚犯走向法庭。他就是名作家周作人。

文人巨子鼎力相救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密苏里”号军舰签署投降书。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从9月份开始“肃奸”,军统头子戴笠担任抓捕巨奸任务,亲赴华北。周作人自然被列入大汉奸名单内,与其他汉奸一样,惶惶不可终日。同年10月6日,周作人接到一张由华北政务委员会长王荫泰署名的请柬,上面写着“敬备菲酌,恭请光临”几个大字。下午5时,周作人如约而至时,其他汉奸也已陆续到达,晚8时宴会正式开始。正当大家频频举杯时,早已埋伏好的戴笠手下的军统局特务突然出现,将赴宴者全部逮捕,押送到北京炮局监狱;半年后这些人又被押往南京,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关押期间,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到看守所看望周作人,说他已联系了教育学院院长张怀、教授董洗凡、北大校长胡适、教授俞平伯等14位人士,准备集体呈词,要求法院轻判。周作人为有老朋友的如此关心感动得热泪盈眶,抽泣着说:“诸君为拯救周作人,恩德如山啊!”

1946年6月18日,沈兼士为周作人向首都高等法院出具证明,表明周作人在伪政府任职期内,曾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之实绩;周作人系从事新文化运动有功之人,其参加伪组织并非出于真实心愿,13位著名大学教授、文坛名宿签名呈请从宽。

三堂会审错综复杂

1946年7月19日,首都高等法院第一次公开开庭,由法院指定辩护人员万生律师为周作人辩护。庭审中,周作人对所任伪职供认不讳。当法官问及为何要参加伪组织,周作人说并非自己恋慕做官,而是苦心维持教育,抵抗奴化。

他在答辩中极力辩驳诉讼中指控其“遵照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与事实不符。抗战胜利前,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视察北平时,在中山公园对全体教职员工的训话明认华北教育未曾奴化。周作人提供了1945年11月17日《华北日报》刊载朱家骅声明华北教育未奴化的报道和同年6月3日《大众报》刊载的蒋委员长在北平发表的讲话,谓“学生不伪,尤足证明”的证据材料。周作人认为其在维护华北教育上无有负国家之处,亦幸可表白于天下。他还认为其在校期间掩护过教育方面地下工作人员,如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刘书琴、北大教授杨永芳,援助辅仁大学文学院长沈兼士、营救辅大秘书长、院长英千里、董洗凡、张怀等,救助燕京大学院长、教授陆志伟、洪业等,并提供了相应的证人,请求法院调查。后来周作人又补充答辩,认为1943年3月辞去过教育总署伪职,1943年日本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该会会员片冈铁兵提出议案,以“扫荡反动的中国作家”为题,对其严厉攻击,确认其为大东亚建设思想之敌人。请求法院对其宣告无罪。

开庭时,由私立辅仁大学国文系教授顾随,国立西北大学教授杨永芳,前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三江大学国文系教授郭绍虞出庭作证,证明周作人曾营救、掩护地下工作人员和文化人士。周作人还提出北平沦陷北大迁入内地时,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指定其留下,并有电报一封为证。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蒋梦麟致函法院,证明其曾派已故的孟森、冯祖荀、马裕藻及周作人保管北大校产。1946年8月19日,国立西北大学教授蔡英藩、张佩瑚向法院反映杨永芳系周作人女婿,其证明有疑。

1946年9月19日,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选任辩护人王龙律师出庭辩护。王龙为民国大律师,当得知同学周作人被捕后,执意要义务出庭。一审过后,首都高等法院作了证据上的调查,首先确认沈兼士给法院复函:其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及其家属被敌军所捕,周作人是否曾向日本人为之求情,不得而知;另认定杨永芳系周作人女婿,其证词不能采用。教育部长朱家骅复函作证,其在北平对文化界人士训话系对忠贞分子而言,并未对汉奸而言。但北平图书馆函称,该馆图书在北平沦陷,周作人任职期间未受损失;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亦出庭作证,认为周作人“保管图书很为周到,未受损失,并且有增无减”。庭审结束后,审判长谕知:“函上海高等法院及教育部调查董洗凡、英千里证言后,再行定期审理。”二庭就此结束,法庭无法定夺。

1946年9月20日,一北京市民致函首都高等法院,并随快航挂号邮来奴化华北少年铁证《青姑娘的梦》童话书一本,证明周作人不仅奴化现代民众,更奴化童稚少年。但周作人反驳《青姑娘的梦》是作者梅娘写的,其只是为书写了序。

1946年11月9日,首都高等法院第三次开庭。审判长宣读教育部复函,英千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证词“二次被捕是否为周作人所保释并无所闻”。法院又取得新证据,周作人在日华协会上发表谈话,表示对日本人亲热。并有军统局剪报证明。另据军统局调查,周作人对老母不孝。周作人则辩称其是因生活所迫才没有离开北平,参加伪组织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及伪北大文学院院长虽然做了很多事,但意在不使青年为伪。庭审结束时,检察官王文俊宣称周作人参加伪职属实,被告犯罪行为不大,保护图书颇多,可供量刑参考。

1946年11月16日,首都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从轻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剥夺公权10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庭必须生活费外没收。

含冤叫屈手下留情

法院宣判后,周作人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无论审判长和记者如何发问,周作人皆闭口不答。回到看守所,相继有名人雅士来探望,其中有前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著名律师王龙。不久监狱里来了一位素昧平生的探望者,称受一位牺牲的朋友之托,给周作人一封信。周打开一看,是一位叫谭天词的学生用鲜血写的。信中写道:“周作人老师,你是我最爱戴的一位作家,我现在已从军抗日了,尽管我的军旅生涯很短,但我已经同日军作战多次。不幸的是在南京之战中,我们27军全军覆没,军部及下属将士6000余人被日军俘虏。我目睹了战友一身伤痕,在寒风中以蓑草裹身,最后被日军集体枪杀,我们军部诸位无不潸然泪下,发誓决不投降。也许我明天就要离开人间,我写了这次大屠杀的日记,托陈君交给您密藏研究。”周作人看完感动不已,他决定请最高法院复判,争取减刑,以不负学生谭天词的重托。

1946年11月28日,他具状申请,称其以63岁之风烛残年之身,虽被减处徒刑14年,仍似与无期徒刑无异,量刑未免过量。画饼岂能充饥?王龙也向最高院申请,要求对周作人宣告无罪。最高法院于1947年12月19日下达终审判决,认为申请人员确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实无重点罪行,并有曾经协助抗战及其他有利于人民之行为,故依法减轻,改判有期徒刑10年。周作人依然对判决不服,但也无济于事,被押往老虎桥监狱服刑。

1949年初,南京国民政府仓皇南迁时,迫于国共两党和谈压力的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释放政治犯以及无期徒刑以下的刑事犯,周作人于是重新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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