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考古新意识,湖北Ali故如甲木墓地及穹窿银城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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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认为,象雄核心区域所在的西藏高原西部的阿里地区,曾经是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区的古代文明中心之一。然而,曾经繁盛的象雄王国和文明都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文献记载的不足以及考古发现的不充分制约了对象雄文明的研究工作,象雄因此长期蒙着神秘的面纱。

    2012年6月-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对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卡尔东城址(传说中的象雄都城“穹窿银城”)及故如甲木墓地进行了测绘和试掘。发掘表明故如甲木墓地是一处分布相当密集的象雄时期古墓群(相当于中原汉晋时期),并与象雄都城“穹窿银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在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故如甲木墓地和卡尔东城进行了测绘和试掘。此次考古发掘出的古墓及出土青铜器皿、微型黄金面具等文物为破解象雄文明之谜带来了新的希望。专家认为,曾经灿烂的象雄文明仅仅被揭开了一角,仍需进一步探索。

 

墓葬中出土微型黄金面具,与扎达和北印度地区发现的黄金面具同属一个文化系统

    象雄文明对吐蕃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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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雄,在唐代史书中作“羊同”或“扬同”,“象雄”与其藏语发音相近。象雄所在的今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区,曾是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一般认为穹窿银城(即卡尔东城)是古象雄王国的首都;象雄分为上象雄、中象雄和下象雄三个部分;象雄王国存在的大体时间为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7世纪,曾先后为18位国王所统治。象雄的苯教和象雄文等都对吐蕃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由于材料所限,对象雄文明的认识至今仍存在较多空白。

    墓葬中出土微型黄金面具,与札达和北印度地区发现的黄金面具同属一个文化系统(仝涛摄)

    2012年6月-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对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卡尔东城址(传说中的象雄都城“穹窿银城”)及故如甲木墓地进行了测绘和试掘。发掘表明故如甲木墓地是一处分布相当密集的象雄时期古墓群(相当于中原汉晋时期),并与象雄都城“穹窿银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象雄在地理上东临吐蕃,西接中亚,北通丝绸之路,南抵尼泊尔和印度,其文化是在吸纳西亚、中亚等地的文化之后丰富起来的。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霍巍认为,象雄文明对于后来吐蕃文化以至藏族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必须动态地看待象雄和苯教文化。象雄和苯教文化并非一开始便具有很高水平,而是通过长期发展,尤其是通过和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大量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因素之后,才得以进入文明时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西藏西部地区为统治中心的象雄王国,正是借其便利的地理和交通条件,与外界沟通,才成为西藏高原早期的文明中心。

   
    考古队清理了本教寺院故如甲木寺门前先前发现的一座古墓葬,发掘出大件青铜器皿、微型黄金面具、中原式铁剑及大量殉葬动物骨骼等,与数年前故如甲木寺僧人所清理出的器物风格一致,显示出与邻近的札达地区、南疆地区、印度北部地区乃至中原地区存在着广泛的文化联系。墓葬皆为竖穴石室墓,有的用原木封顶,可能与青藏高原吐蕃时期该类墓葬形制存在一定的承继关系。

    考古队清理了苯教寺院故如甲木寺门前先前发现的一座古墓葬,发掘出大件青铜器皿、微型黄金面具、中原式铁剑及大量殉葬动物骨骼等,与数年前故如甲木寺僧人所清理出的器物风格一致,显示出与邻近的札达地区、南疆地区、印度北部地区乃至中原地区存在着广泛的文化联系。墓葬皆为竖穴石室墓,有的用原木封顶,可能与青藏高原吐蕃时期该类墓葬形制存在一定的承继关系。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院长才让太告诉记者,他试图证明冈底斯山周边地区是古代喜马拉雅文化中心之一。有观点认为,西藏文化全部来自印度,此外并无其他古代文明。实际上,该观点并不准确。佛教的传入对藏族文明、文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极大地丰富了藏族文化。但是,藏族文化的最初源头不是佛教,而是苯教。今天,苯教对藏人仍有很大影响,一部分是苯教的寺院、文献等产生的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间接影响,即曾经佛教化的苯教内容对藏人产生的影响。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之前,整个青藏高原均为苯教的天下。越来越多的苯教文献证明,冈底斯山周边文化曾是喜马拉雅山区文化中心之一。以冈底斯山为代表的古代苯教文化向四周辐射,向南甚至传播到印度。佛教诞生前,印度婆罗门教主干教派的起源与冈底斯山有关,他们的许多观念、看法的起源都与吐蕃有关,这些观念、看法传入婆罗门教后,婆罗门教对印度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佛教。可见,诸多观念从冈底斯山发源,进入印度婆罗门教,渗透到印度社会,再被佛教吸收,传到中国。这体现了文化回归,也是藏族人对佛教的接受和理解能够如此深刻的原因之一。

  
    考古队围绕该墓葬对周边地区进行了详细的探查和发掘,在长约20米的探沟范围内,又相继发现了三座较大的墓葬。这些墓葬均为竖穴石室形制,深达5-6米,规模较大,是阿里地区埋葬最深、分布最为集中的墓群,在整个西藏地区也极为罕见。修建墓葬所挖土方量及墓室石材的采集、加工和搬运,需要不少人力、物力才能得以完成,暗示该地区很有可能接近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带。每个墓葬内都出土大量的马、牛、羊骨骼,反映出在本教的起源地及中心地杀牲祭祀和动物殉葬习俗的盛行。

    考古队围绕该墓葬对周边地区进行了详细的探查和发掘,在长约20米的探沟范围内,又相继发现了三座较大的墓葬。这些墓葬均为竖穴石室形制,深达5-6米,规模较大,是阿里地区埋葬最深、分布最为集中的墓群,在整个西藏地区也极为罕见。修建墓葬所挖土方量及墓室石材的采集、加工和搬运,需要不少人力、物力才能得以完成,暗示该地区很有可能接近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带。每个墓葬内都出土大量的马、牛、羊骨骼,反映出在苯教的起源地及中心地杀牲祭祀和动物殉葬习俗的盛行。

 

 

    此外,考古队还对附近山顶上的卡尔东城址进行了系统的测绘和局部试掘。在为现存城址的宏伟巨制所震撼的同时,考古队还揭露出一部分早于现存城址的城墙,可见该城址至少可以分为两期,而从建城材料及层位关系来看,在早期城址建成之前仍然有相当长的一段居住时期。因此该城址这可能是迄今为止西藏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城址,也是保存最为完好、文化堆积最为丰富的城址之一。虽然目前对于早期城址的建成和使用年代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和测试,但这一重大发现无疑对于研究象雄国古城的形制布局、建造和使用过程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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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仝 涛)
(《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17日8版)

 

    “穹窿银城”位于海拔4400米的卡尔东山顶,面积10余万平方米,巨大的测绘工作量是对每个考古队员体力和意志力的极大考验(仝涛摄)

    考古新发现颠覆旧有认知

   
    此外,考古队还对附近山顶上的卡尔东城址进行了系统的测绘和局部试掘。在为现存城址的宏伟巨制所震撼的同时,考古队还揭露出一部分早于现存城址的城墙,可见该城址至少可以分为两期,而从建城材料及层位关系来看,在早期城址建成之前仍然有相当长的一段居住时期。因此该城址这可能是迄今为止西藏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城址,也是保存最为完好、文化堆积最为丰富的城址之一。虽然目前对于早期城址的建成和使用年代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和测试,但这一重大发现无疑对于研究象雄国古城的形制布局、建造和使用过程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仝涛)

    在阿里地区,从事象雄考古的机构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以及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阿里地区的考古发现牵动人心,增进了学术界对于象雄文明的认识。比如就卡尔东城址附近出土的古代丝绸,霍巍曾撰写《一方古织物和一座古城堡》等文。

    主持门士乡故如甲木墓地和卡尔东城考古发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仝涛向记者介绍,故如甲木墓位于门士乡一座近代苯教寺院——故如甲木寺所在的台地上。发源于冈仁波切神山的象泉河从寺庙门前流过,经札达县后流入印度境内,称为“萨特累季河”。卡尔东城址位于墓地东部一公里处的山顶上,相传是古代象雄国的都城穹窿银城。2004年,霍巍领导的考古队对该地域进行过调查和试掘,发现了穹窿银城,但故如甲木墓地由于深埋于地下而没有被发现。2006年,一辆载重卡车在寺庙门前压塌了一段路面,后来被证实是一处墓穴,寺庙的僧人对墓葬进行了清理,取出铜器、木棺等,最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批丝绸,其中有一块带有“王侯”铭文和复杂的鸟兽图案。这批丝绸为西藏境内见诸报道的首次发现,也是整个青藏高原所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高度关注。2010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金书波将这一消息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引起了所领导和科研人员的重视,发掘工作启动。

    在噶尔县门士乡出土文物中有大件青铜器皿、中原式古剑、大量殉葬动物骨骼,最令人兴奋的是微型黄金面具。此次出土的黄金面具与札达县和东印度北部的黄金面具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仝涛这样评价此次考古发现的意义:西藏西部的考古以往做的工作很少,年代上存在相当大的缺环。在古格王国兴起之前的很长时期内,阿里地区处于吐蕃的统治之下,吐蕃时期的文献对此有较为明确的记载,而吐蕃之前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之间,文献记载很少提及,考古上的材料也很罕见,考古学者采取模糊处理方式,将其归入所谓的“早期金属器时代”。最近十年来,考古学者在札达县北边皮央—东噶石窟寺的周边发掘了一些墓葬,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400年左右。但此后到吐蕃时期仍是一片空白。故如甲木墓地的发现正好可以填补这段空白,使年代链条初步完整起来。

    才让太称,他刚开始研究象雄时,关于象雄的文献只有只言片语。经过多年的发掘搜索,在民间流传的有关象雄的藏文文献逐渐浮出水面。有些藏文文献已发表但还未翻译成其他文字;有些仍在民间流传,未被充分发掘。这些文献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神系,有用手抄本传世的;其次是有关古代象雄十八王国的历史文献;再次是和苯教结合在一起的神山圣湖志。此外还有传记文献中有关象雄的内容。他们最近还得知,有些珍贵的手抄本流传在民间,但是目前还未收集到。以前对象雄的了解主要依据佛教文献,象雄的概念局限于西藏西部,主要是今天的阿里地区。近20年来,苯教传统中关于象雄的文献发现得越来越多,给学术界对象雄的传统认知带来了重大改变,学术界正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对象雄构建新的认知。

    象雄研究需要中国声音

    目前,国外学者对象雄文明的研究先行一步,而国内学者的研究还未全面开展。但是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及相关文献的出现,中国象雄文明研究可能会取得突破性进展。

    霍巍认为,推进象雄文明研究,目前的主要手段仍是考古发掘。唐贞观年间,象雄被吐蕃所灭。考古发现的丝绸、墓葬和古城遗址等,年代大多是在吐蕃灭象雄之前。因此,必须重视考古发现的地下资源。考古发现能够厘清象雄与吐蕃文明的问题,如吐蕃的苯教与象雄的雍仲苯教的有关认识。关于象雄,汉文、藏文文献多出现于8世纪之后,但4—6世纪是象雄的繁荣期,这期间文献材料数量有限,因此需要考古发现提供的线索。

    才让太告诉记者,我国汉语和藏语学术界目前沟通还不顺畅。一些研究成果用藏文发表,这批论文也值得注意。藏学虽在中国,但在象雄文明研究领域,中国学者还缺少自己的声音。“象雄文化是西藏的本土文化,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产生于这块土地的古代文化,国内的研究者数量很少,这不合情理。当然,谁能取得研究成果都是对人类的贡献。而象雄研究对学者的要求比较高,比如需要语言学基础,还要掌握藏文等多种文字。”

    西藏阿里象雄都城穹窿银城与卡尔东墓地的勘测与发掘,目前仅处于起步阶段。据悉,考古工作者明年将再赴阿里继续发掘。对此,本报将跟踪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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